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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阳的历史文明源头新探

钱王刚

时间:2017年09月21日08时00分

  枞阳是文明早启之地,历史久远之邦。县域各地发现的大量新旧石器时代、夏商周以及战国时代的古文化遗址,证明了这点。但旧日的《桐城县志》,受时代限制,兼本着桐为中心的思想,于建志沿革的源头,只追溯至春秋时的古桐国,而对于比桐城更早著名的枞阳,仅言汉置枞阳县,至其是否另有历史源头,只字不提。即便说起相关古迹,虽史料当前,也略而不宣。

  桐枞分治后,枞阳人自不能再续用“古桐国”的历史,因为史载很清楚,桐国仅是古舒国西边山水深奥处一个唤作桐乡的小国,大江之滨广延百里的枞阳之境,既与之地理殊别,也显非其势所能拥有。于是,当第一部《枞阳县志》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诞生时,一个“西周宗子国”的说法被抛出,志中宣称:枞阳夏商时属扬州之域,西周封为宗子国,与皖、舒(等国)并存。这里夏商属扬州之域,是沿袭旧志搞不清楚下的模糊之说,而西周封为宗子国,则是撰者的自创,其虽轻率无考,却借史志的影响流传至今。

  西周封建时代,确曾封了不少诸侯国,然史载所见,却无有一个叫宗子国的。西周封建制的核心是宗法制,规定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爵位与财产均由其嫡长子世袭,嫡长子称为宗子(或称宗主),为族人所共尊,故在一般情况下,周天子与诸侯皆以嫡长子继承其位——在这个意义上,其王朝国家可被其族人称为“宗子国”(同族姓的诸侯国之间,则互称“宗国”),但其仅是一种宗族系统内的称谓,而非方国政权名号之指称。而这样的宗子国,历史证明并没有建在枞阳。此外,皇族的子弟,也有被称为宗子的,但这种情况,见于秦汉以后而非三代时。

  唐代《元和姓纂》关于枞姓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据说周平王的幼子姫精英被封于枞,建立侯爵之国,其后人遂以国(或地)为姓。这里的枞,即被认为是现在的枞阳(现在探究枞阳历史源头的,尚有持此论者)。而早前的南北朝谱书《姓氏英贤传》记“纵氏”则说:“平王之子三,长曰精,封于纵,后为纵氏。”,古代的纵,在今河南省。可以看出,二姓争为远祖的,应为同一人,不过长幼名字有些变化罢了。但它们仅出于谱书,非为信史。周平王有名且见于史载的儿子有三:长曰洩,次曰狐,幼曰武(一说长曰狐,次曰烈,幼曰武。),并没有叫“精”或“精英”的;即或平王另有子精(精英),也无论其长幼如否,按照后来皇族子弟亦可称为“宗子”之例,其所立之国虽亦可谓“宗子国”,但封建于王畿周边的河南是可能,封于当时视为偏远蛮夷之地的枞阳,则乖违常情不可能!且谱书所述之事在东周,与西周已有时代之距。

  或有认为所谓枞侯之国非皇族所封,而是属于江淮群舒的偃姓方国,若其古为氏族中嫡长,似也可被称为宗子国,但这只是一种勉强推理,并无史料之佐证。故无论如何,古枞阳不可能是什么西周“宗子国”,而所谓“封为宗子国”云云,更悖于文史常识与规范。

  然则“西周宗子国”究竟何来?据说,其来自于《左传·文公十二年》“楚子孔执舒子及宗子,遂围巢”这句话及相关的“杜注”:“宗国为群舒之属,即枞阳,是古代偃姓之国,汉武帝在旧邑设县,以古国为名。”

  《左传》传述《春秋》,“杜注”是晋代史家杜预对《春秋左氏传》的注疏,其文中既提宗子,又有宗国即枞阳云云,则古枞阳为西周时期的宗子国,岂不证据明确言之当然?

  然而,查《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即杜预对《春秋左氏传》的注释本),根本没有上述杜注文字。杜预于文公十二年所作的有关注疏是:经文“夏,楚人围巢”后,注“巢,吴楚间小国,庐江六县东有居巢城。”传文“楚令尹大孙伯卒,成嘉为令尹。(注:“若敖曾孙子孔”。)群舒叛楚(注:群舒偃姓,舒庸舒鸠之属,今庐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龙舒。)……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注:平,舒君名。宗巢二国,群舒之属。)

  群舒是春秋时存在于淮水以南以巢湖水域为中心分布的众诸侯方国,一般认为有舒、舒鸠、舒庸、舒龙、舒蓼、舒鲍等多个小国(也有观点认为群舒实为一个即舒国,余者乃其城邑;或谓群舒是指舒之外的另国,都龙舒——在今庐江西;又有认为群舒只有舒、舒庸、舒鸠、舒蓼四个方国。)。在群舒邻近,还有若干小国。春秋时,群舒先是臣服于大国楚国,后又投靠吴国,所谓群舒叛楚即谓此。楚国不甘失去东部边境屏障,遂起征伐,上述经传及杜注文字,便记叙了鲁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楚国令尹成嘉率师伐舒(其境在今庐江县),俘虏舒子及宗子,继而围巢这一段史事。

  《春秋》记事简略,但从《左传》及杜预的注疏可知,楚人这次用兵,舒国之外还灭了另一个叫宗的小国(所谓宗子,即指其国君)。宗国见于经传,唯此一次,它的具体情况很不清楚。按《左传》的称呼理解,似乎是一个子爵方国——但实际未必如此。先秦文献虽通常以国名加爵封称呼诸侯,但也存在无定称之现象,因周代诸侯的爵秩等级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公侯伯子男的五等所食之地,按后来文献记载实为“公食其半,侯伯叁之一,子男四之一”的三等,一些曾经的上国更沦落为弱小的微国附庸国,故《春秋》常将“伯子男”一等视之,此外因夷夏之别,它对夷狄之君,也一律含有贬义地称子,而其时安徽境内的许多方国正是被古代称为蛮夷的政权势力。故“宗子”之谓,并不一定能明其爵秩(后世书籍言及,唯《文献通考》以《左传》之称认其为子爵,余皆不载。)

  由于“宗”这个国家的历史湮无可考,宋代《路史》因《庄子》中有“帝尧欲伐宗脍”之语,断其是出自五帝之时的一个古国。但《庄》为寓言而非史书,不足为征。所以成书稍早些的《通志》在载述江淮一带夏商以前古国及周代同姓异姓不得姓之国时,甚至未提宗国,并认为古宗姓非以国为氏,而是属于以官为氏。后世因宗国与群舒杂处,也有揣测同为偃姓(群舒偃姓。杜注所谓群舒之属,即有此意。)。实际说来,这个身世不明的小国,唯一让世人较清楚的一点,是其境域大致位处今舒城庐江之间,或云在庐江境西(见《春秋大事表》《读史方舆纪要》诸书)。

  由上可知,所谓“西周宗子国”本是对左传“宗子”一词的臆断而来,而给左传注疏的杜预也没有说“宗国即枞阳”之类的话。是则前引的所谓杜注究竟从何而来?笔者遍阅诸历史地理书,唯清代《江南通志》古迹部分介绍枞阳城一段文字,颇与之相类:“枞阳城在桐城东南一百二十里。左传文公十二年,楚子孔执舒子及宗子,遂围巢。杜注:宗国名,群舒之属,即枞阳也。汉置县……”显然,此文中所谓杜注是作者改造之语,杜预说“宗巢二国,群舒之属”,这里变成“宗国名,群舒之属”,这句话可以有两个理解:一是按杜预宗巢二国为群舒之类释“巢”,“宗国”乃指同姓国,是谓巢国与群舒同为偃姓;二是作者选择之谓,即“宗国名……”应为“宗,国名……”,说的是宗国。但无论前者后者,明谓其是枞阳,则是作者自言,而非出自杜注——只是作者将杜注和自己的意思混在一起,后人不仔细分辨,误为是杜注所言。清末的《安徽通志》显然便照抄了此说法:“宗,国名,群舒之属,即枞阳也”——宗国去枞阳不太远,而“枞”“宗”又音近,很容易让人以为古宗国即枞阳,这大概是清代以后此说被倡的主要缘故,然其时间既晚,亦无史料支持,而较清楚的地理位置记载,也说明宗国与大江之滨的古枞阳并不相涉。

  历史地理的沧桑巨变,使得一些古代文明的面目和身影已在漫长岁月中变得很模糊,后世已很难找到明确无误的记载。宗国如此,古枞阳也是如此,所幸的是它不像前者那样渺茫难征,尚留下了一些可寻的历史头绪与文明痕迹。

  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是一部全国地方总志。其虽承袭唐代后期《元和郡县图志》体例而作,内容却进一步扩大充实,在山水古迹与故城部分,它记载了一些关于枞阳的内容,其中两条对于今天研究古枞阳历史颇有意义:其一记汉武帝建置枞阳县的“枞阳故城在县东南二百里”,而非是后世所认为的距县治百二十里的今枞阳镇;其二所记则是历史上溯更久远的“古巢城”。这个古巢城是什么样的城呢?作者记载颇详明:“俗号为古重城,在县南六十五里。按史记成汤放桀于南巢,即此城。城三重,故号重城。南北川泽,左右陂湖。”这个记载,保存和传递出一条远古的重要信息!

  公元前十八世纪末,商代的第一位君主成汤,以夏代末君桀不务修德和暴虐百姓为由,通过征伐推翻了夏朝,并将桀放逐于南巢。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后来的史书文献虽议论不绝,但因年代久远和资料亡佚,一些具体情况已难明了,其中“桀放南巢”后究竟落脚何处,更鲜有明确记载。(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到战国初的《逸周书》,曾有所记,其中“欲从者,从君”句颇值玩味,晋人孔晁也注为桀“居南巢之地名”,隐含着与古南巢部落及古枞阳出处相关的历史信息。但因其或有脱误,所存线索颇费思量,可探析而难以确定。)

  唐代以后,由于设巢县于巢湖之畔,史籍文献望“巢”生义,俱云其为桀放南巢地——然所言皆是就一个在历史岁月中模糊了身影的古国名区而泛指概谓。即如《寰宇》在巢县名下也同样称说:“古巢伯之国,尚书云成汤放桀于南巢,又云巢伯来朝,即此也。”,但与他著所不同的是,它同时又以详细的记载描述,明确指出位于桐城县南六十五里——当在今枞阳县杨湾义津一带——的古巢城,才是桀奔南巢后之具体所在。

  《寰宇》如此肯定枞阳古巢城为桀奔南巢后的居地,且有很具体的记述,令人信其非虚而必有所本。南宋罗泌在《路史》中提到故巢城时据杜预之注说其在“皖北六东”,但又云“同安志:巢城在桐城。寰宇记在县南六十五里……”。枞阳于隋开皇十八年改为同安县,属同安郡,唐至德二年才改县桐城,郡亦改盛唐(后又恢复故名)。则《同安志》应是恢复故名后的郡县志,其书按罗泌所言,载有巢城在桐城的内容——今已难见此志,它关于在桐城的巢城怎样记述不得而知。但既有此载,则《寰宇》所云古巢城有史料之征可得到证明——作者乐史极可能也阅过《同安志》关于古巢城之记载,而从他别于《同安志》指出古巢城在县南六十五里的具体描述,说明其或见过其它史料的相关记载,或有一定的考征,故其载述,以很高的可信度揭开了桀奔南巢后的止居之谜。

  而有关桀死之记载,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桀放南巢后止居枞阳古巢城的传说。“桀放三年死于亭山”,这是自战国荀子提出后,史籍文献关于桀死亡时间地点的普遍看法。此亭山在哪里?数千年来无有确认。因桀败绩后还有被放历山一说,遂有观点认为此历山(历山有多处)即今安徽和县历阳山,桀即放于此,则“死于亭山”之山,便是历阳山。此外,因唐代以降俱将桀奔南巢指在巢县,故其地方虽找不出一座“亭山”,却传说境内的卧牛山和放王岗就是桀的死葬之处。这两个说法,前者流行于昔,后者倡盛于今;后者因桀奔南巢而附会,前者则囿于桀放历山之传说——清代王念孙为证明亭山即是历山,硬将《荀子·解蔽》“桀死于亭山”训诂为“作鬲山者是也。鬲读与历同。”似乎荀老夫子所说的亭山根本不存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循着《寰宇》桀放止于桐城南边古巢城之线索,在今日的地图上,我们尚能在菜子湖水域附近找到两处亭山:一在菜子湖东北,今浮山镇东南处;一在菜子湖西南面的罗岭镇。古巢城在桐城县南六十五里,菜子湖当即古所称团亭湖(见《寰宇》),南距县治六十里。桀放止于古巢城,而不远处的团亭湖畔,便有古籍文献所称的桀死处亭山,这正印证了历史记载之无误,也进而证明了桀放止于古巢城之真实。至如为何相隔不远有两处亭山,窃以为正反映了在世代相传的历史传说中,地方对于桀放于此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视与铭记——除府县志记载古巢城以外,其所在地杨湾先让旧有“娘娘庙”,祭奉的应是桀之妃妹喜(史载妹喜同桀至南巢),而礼让村至今尚有“储王庄”之地名,岁月悠悠,人们记忆中的“夏王”却仍在!

  古巢城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风雨中;亭山之上,也难觅一代君王的遗骨。然而,被商王朝放逐于此的夏桀,却可以帮助今天的我们,由其所奔“南巢之地”打开探寻枞阳远古历史文明源头的户牖。

  那是远古的传说时代。一群先民们经过辗转迁移,来到濒临大江的地方: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山上植物茂盛,水中鱼虾鲜美,大大小小的河湖水路,蛛网般的展开去,一叶独木舟便可载之四方,的是理想居地。于是,先民们在此安顿下来,希望把它当作永久的栖息之地,快乐的生活家园。然而不久,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温暖潮湿的环境里,没有天然干燥宽敞的洞穴让他们居住,水边岸畔支起的草棚,会受到泛滥的洪水和四下出没的虫兽侵害威胁。怎么办呢?智慧帮助了这些先民,他们像鸟儿那样,在高密的树上“构木为巢”,白天下到地上劳作,晚上则栖身树巢以避虫豸之害。后来又过渡到在陆地上搭造干栏式桩上建筑居住。

  结巢这个智慧的发明,结束了先民穴居的时代,也令这群了不起的先民有了一个独特的称谓:“巢”,或“有巢氏”,后来它逐渐发展成为南方一个著名的原始部落群体。其部落首领,据说就是那个教人结巢的非凡人物,后世称之“有巢氏”、“大巢氏”,将其与燧人氏、伏羲、神农等并尊为肇启中华文明的圣人。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歌颂道:“词云太古万万古,民性甚野无风期。夜栖止与禽兽杂,独自构架纵横枝。因而称曰有巢氏,民共敬贵如君师。”

  岁月奄冉,在后来的历史变迁中,有巢氏同其他古老的部落群体分化迁徙一样,应也有移向他方之分支,但其主体仍世居于旧地,承延着其早发的文明——当漫长的史前时期过去,中国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在整个夏商周三代,人们还看到在长江中下游仍以“巢”、“南巢”而称的部落群体及政权活动,史称古巢伯国。作为由史上著名的氏族演化而来的部落联盟,巢的势力曾经很强,扬雄《荆州箴》中曾说:“南巢茫茫,多荆与楚”,似乎巢的疆域范围曾扩张至荆楚之地——这当是巢极盛时期的事。后来的史料与考古表明:夏商时期,巢或南巢的活动中心,主要是在古江淮地,即今安徽江北北至淮水,西涉潜霍,东界大江的这一广阔地区。

  (《中国历史地图集》夏、商时期巢与南巢之所在)

  大约出于对巢部落的敬畏,中原的夏一直与之保持着友好关系,传说“南巢氏”便为夏末的桀所封。故桀败于成汤时,南巢收留了这个曾经的天下部落共主——据说南巢不仅敢庇护桀,且“义不朝商”,所以它在商代事迹不显。直到周初迫于强周之武力(周原出土甲骨有“征巢”字样),才有“巢伯来朝”之记载(这个巢伯,当是其时南巢氏部落联盟的首长,伯为长意,周书说“率众时作谓之伯”,如夏后氏也被称作夏伯。后来的人以为巢在入周后封为伯爵,是望词附会,故古代稍严谨些的史书文献皆不载其爵。至若言“古巢伯国”者,当是对古部落之雄的敬尊。)

  而这个时侯的巢,光景已大不如前:夏商之时,不仅东夷著名首领皋陶的偃姓后人在西北方聚居建邦,蚕食着巢的地方,渐渐崛起的淮夷部族,也从北面向南侵压巢的生存空间。外患之际,巢部落联盟还遭遇了其历史上一次严重内乱。《逸周书·史记解》称:“昔者有巢氏有乱臣而贵,任之以国,而假之以权,擅国而主断。君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这是周穆王的左史向君主禀告的可从中吸取教训的历史事件之一。所谓“有巢以亡”,非谓从此部落灭绝,而是易姓易统之权力变更,甚至部落联盟的离析分化。这种情势下,再加周初之征伐,南巢之衰萎已成必然,随着周室封建制的施行,黄蓼英六群舒与桐等众多方国在江北淮南的先后涌现,南巢这个曾经的巨人,终在不断地挤压分析中沉沦于历史深处,其遗噍只是散见于先秦及其后史书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公元前615年,“夏,楚人围巢”(即前文所引事),这是南巢消失很久后,有关“巢”的情况首次出现在鲁《春秋》中。其后《左传》在叙述吴楚的长期争斗中,也屡次提及。大致如下:成公七年(前584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左传》);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釐虺。”(《左传》。杜注:巢驾釐虺,楚四邑。);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楚屈建帅师灭舒鸠。是年冬十二月,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左传》。杜注:遏诸樊也,为巢牛臣所杀。);昭公五年(前537年),“楚子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冬,吴灭巢。”(《春秋》。杜注:巢,楚邑也,书灭,用大师。”“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左传》);定公二年(前508年),“因桐叛楚,吴子使舒鸠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现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疏曰:潜师于巢,诈巢邑人云,此师将伐桐也,其实本拟取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左传》)

  《左传》尚记哀公十一年冬,“卫大叔疾出奔宋……卫庄公復之,使处巢死焉。”这里的“巢”,杜预注其在卫地,它似另有出处,与遥远的南巢无涉。而《左传》其他之记载,所涉之“巢”均在古江淮,且非一地而有南北之分(见后文)。此后,汉代司马迁在《史记》楚吴世家中,又提到“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一九五七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车节》铭文有“居巢”地名,其位处淮北,而建母为蔡人,正与《史记》相吻合,故其应是“巢”或“南巢”的分支或相关之地——居巢”之“居”在古代为发语词,“居巢”就是“巢”,故司马迁《史记》将《左传》里的“巢”皆作“居巢”(另有观点认为:“居巢”与“巢”,乃详略之别,如《寰宇》)。有关隋唐文献中,还提到古湓城浔阳(今九江)“有巢湖”(《隋书·地理志》),“巢湖故城在县东四十二里。楚有二巢。”(《元和郡县志》)。这是在江南出现的“巢”,且以之名湖(与今巢湖同名)。从历史地理看,这个在典籍中出现较晚的“巢”,当也是先秦的古巢地之一。

  三代之时,“巢”与“南巢”在岁月沧桑中历经变化,其为旧地者称“巢”理之当然,而其族裔部众播迁他方,将新居地冠以旧名,也是古代氏族变迁常有之事,这应是古文献所记多处之“巢”的由来——它反映了“巢”在文明进化中的辉煌,却也给后世带来了千古困惑:在众多的“巢”中,哪里是巢人最早的发祥之地?又哪里才是巢人建邦立国之所在?

  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以隋襄安县居巢湖之侧,始置巢州,七年改为巢县,属庐州。天宝六年,又将巢县境内的如墨山、道人山分别敕改为居巢山、巢山(见《寰宇》。此次敕名,应与朝廷祭祀人文之祖有巢氏的国家典礼相关)。经此设置尤其是天宝的刻意敕名,唐后期的政书地理书《通典》《元和郡县志》不作任何考注,俱将秦汉以来的居巢县,指在唐朝廷设置的巢县,《通典》更上溯云:“古巢伯之国。汤放桀于南巢,即此也。”由此流传,后世典籍也皆直书巢县为“古巢(伯)国”,千年之间,似成定论。然而明代中晚期的学者们,较具批判精神,这个问题上因也出现了异声。大科学家博物学家方以智考证古群舒时便指出:“舒鸠,今无为州巢县”(《通雅》),这不仅否定了唐以来的沿说,更明确指出巢县即是群舒中的舒鸠。这个见解对否可探讨,但却反映了时人对之前说法的不信与质疑。遗憾的是,这种质疑,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清代以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巢县指为古巢国所在,仍是史学界之普遍倾向。这种情形,直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土的战国《鄂君启节》铭文中“居巢”地名的出现,才始有改变。

  淮北既有此“居巢”,杜预在《左传》注中又曾指“庐江六县东有故居巢城”,可见与“巢”字相关的地方并不仅是巢县一处(甚至连巢湖水名也异地两见,见前文)。这就令人们对唐以后唯一将巢县与居巢及古巢国挂钩的说法产生怀疑,也引发了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古巢国及其都城究竟在哪的大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更具考据说服力的观点与结论,其中影响最大且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的,是“庐江六县东”和“桐城南65里”二说。

  民国时期,在安徽寿县三义集曾发现“汉居巢刘君冢”,当时并未引起世人注意。随着《鄂君启节》“居巢”地名的出现,联系《左传》的杜注记载及汉刘君冢所在,古庐江六县东有居巢城这个早已记载在晋代的说法,为历史地理学界所肯定,“居巢确在六县之东,故辖境及于寿县之三义集。”(地理学家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而其故址经专家考订,当在今瓦埠湖畔,离春秋时的钟离(今凤阳)不远,故鲁昭公二十四年,吴人能在一次军事行动中相继灭钟离与巢。显然,这个见于史载的“巢”,与远在巢湖东岸的巢县无干。其既久远在春秋时,成为当今研究古巢国遗址的一种新意见,也就自然且具说服力。

  大讨论中另一个更引人关注和重视的,是“桐城南”之说。唐代以后,巢县虽被指为“古巢伯国”,但直至清代前,却缺乏相关古城邑的实体见证与文献记载(有一个“陷城为湖”的说法,不知何时于地方流传:三国吴赤乌二年,巢县有城陷到湖里去了。现代维护古巢国在巢县者,认定那即是古居巢县城,也就是古巢国都邑。此外,清代之后还陆续冒出了巢县东北几里几十里有古巢城等说法。)。可另一方面,起码在唐宋之际,就有桐城南六十五里的古巢城(俗号为古重城,后世亦有称为古南巢城。)的明确记载。只是这个古城,有碍于世指古巢国在巢县之传统,以致当时后世的治史作文者,要么视而不见,提都不提;要么不予重视,记也简略。直到现代,当人们认真探讨古巢国遗址时,它才以久远而明确的史载,重走进人们的视野,并得到必然而认真地研究与认识。

  从《寰宇》关于桐城南“古巢城”地点位置规模环境的状述,可知它在历史上的确曾在过,否则不可能有如斯之具体;而其重城之规制,亦能说明它是当时重要都邑之所在,因天子诸侯所居之邑,才有内城(宫城)外郭之建筑(史志记为三重,则应是后来为着战争需要复在城外加郭的防御措施所致,《左传》便提到,楚人有“命熊相禖郭巢”之举。)。而《左传》累次叙及吴楚相争中的“巢”,据当时情形及地理,亦多涉此南边之巢邑,这个情况,其实稍作一些细致分析,便可明了:

  鲁文公二年,楚国因群舒叛楚,用兵灭了舒国及宗国,继而围巢。显然,于春秋时第一次走进人们视野的这个“巢”,应与舒、宗一样,同是个方国。这个亦为方国的“巢”位处哪里?从《左传》的叙述看,楚人是在夏季一口气完成了上述征伐行动,所以,这个被围的巢国,显应在舒、宗的邻近处:舒在今庐江,宗在今舒、庐之间,则与之近壤的今舒城、桐城和枞阳一带,当为巢国所在的可能范围——但这只是个大致的推测,要具体界定其所在,须待百年后吴楚又一次用兵。

  鲁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因桐人(今桐城北境)叛楚,吴楚再次交战。从传文及注疏看(见前所引),吴人连用二诈计达到了败敌取地之目的:一是教舒鸠人以桐人投吴叛楚,诱楚人伐吴,而吴则装作畏惧,欲伐桐以媚楚师,使其懈志不备;二是哄骗巢人说吴潜师于巢,是为袭桐(实为取巢)。最终,吴先败楚师再克巢。由这个故事可推知:巢应在近桐之处,甚至是隔壁紧邻之邦——桐于西北东三面皆为群舒所环绕,唯南面之邻不素知;今吴人所取之巢若位其西北东方向,不仅难取信于巢人,其伐桐尚需假道群舒,而传与注疏均未提及。是可知吴人潜师之地,当在桐邑之南;而南面濒大江,正可为吴人借舟师之便潜军于彼佯言袭桐,提供行动隐蔽和迅疾进兵之有利条件。联系文公二年楚人所围之“巢”,参之后世有关桐城南古巢城记载,则吴楚此次争斗所涉之“巢”,位在古桐国之南,完全可判。而从历史地理看,这个“巢”,应即是古代诸多古籍文献所称之“南巢”。

  同出现在《春秋》《左传》中的淮南与江北二巢,因古人记史叙事简略,使后世对它们各自的情况及相互关系,包括古巢国究竟为楚吴哪一家所灭,意见纷纭。《春秋》记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吴灭巢,用了一个“灭”字,似应为诸侯方国,故后世多有以其为古巢国者,其年也被定为巢国在春秋的灭亡之期。但人们对此也有质疑:一,杜注于其后明言:“巢,楚邑也。书灭,用大师。”,可见它已非方国;二,或以杜预弄错,然其果为诸侯方国,《春秋》《左传》为何不交待其君主下落?这是淮南之巢。

  再看江北的:定公二年(前508年),吴人克巢时,获楚公子繁,表明是巢已属楚邑——它什么时侯成为楚邑的呢?最可能的是百年前那次“楚人围巢”,按杜预所言“吴楚间小国”,则此巢方是春秋时之巢国,故后世也有以此年为巢国亡期,是亡之于楚而非吴。但因经传皆未交待“围”之结果——这是导致后世关于巢国存亡议说纷歧的最主要原因——所以,人们又不能据以定论。有赞成吴灭巢的,甚至言此巢乃群舒之邑,故楚师围之(《路史》)。

  要之,“楚有二巢”难以否认,但谁为古国谁为城邑,则看法歧异。至于二地之间的关系,因乏直接的文史记载也难以破解——不过存在几种可能而已:一,是夏商之时强大的巢和南巢迁徙分支所致;二,巢部落史上严重内乱导致的分裂结果,部分有巢族众北上另建家园,形成南北对立之邦国;三,春秋中期,楚国东向扩张,征服了巢国(即楚人围巢),取其城邑为东境之重要门户,而于淮南择地置其宗室以继其祀(古代于敌,灭其国而多不绝其祀,如周封武庚于殷。)。这几种情况,后人虽难甄定,但二者固以巢名闻世,其必有某种关联则当无疑;而它们同作为春秋时政权、行政实体或城池之存在,史言凿凿,其于揭示古巢国所在的真相,固非后世学者的硬性指认及巢县地方的“陷湖之城”传说所能比拟。

  此外,古巢城的有关记载,也为学者专家搞清秦汉以后居巢县设在哪里,提供了一定的地理线索。

  秦汉至晋,在九江郡或庐江郡均置有居巢县(居巢侯国)。因秦代无史,而《汉书》《晋书》地理志记载又过于简略,加上此后历朝政区设置变化频繁,致后世对秦以后居巢县设于何处,长期模糊。唐代文献虽将古居巢硬指为巢县,却乏考据,也经不起推敲——之前的汉晋文献,均说是“庐江居巢”,即居巢县在庐江郡。考前后汉书及《晋书》地理郡国志,巢湖西与南面的地域,属庐江郡辖治,其下均置有居巢,与文献记载相符;而巢湖水域以东及往北的地区,则属九江郡(晋为淮南)辖治,其下无有居巢。巢湖东北岸不远,是汉九江郡十五县之一的橐皋(后世称柘皋,一直为旧巢县首镇),从地理看,正是后世巢县之治域。旧巢湖市在巢湖南面沿湖尚有一狭长辖地,且不论它是否为巢县所有,其在汉代当属临湖县与襄安县(二县域主要在今巢湖南面的无为,临湖似也含今庐江和枞阳部分地区)。

  居巢县究竟在哪?因杜注有“庐江六县东有居巢城”之谓,故也有观点认为居巢县就在彼处。然而,杜注之语,仅能说明是城之存在,并不能从逻辑的必然上将其与秦汉所置古居巢县直接挂钩。而从《晋书》地理志居巢县后注云“桀死于此”看,它应在历史上的南巢之地,位在江北而非古六国所在之淮南。《水经注·沔水》的有关记载,证实了这点:“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又东北出居巢县南。”

  古彭蠡泽在江北,则居巢县当在其东面的沿江一带。秦代设居巢县(汉晋因之),必以古巢重地为前提,以前代所遗之城邑为县治中心,而大江北岸的古巢城正备此条件。而“《寰宇》说此城‘南北川泽,左右陂湖’,与《续汉书·郡国志》居巢县下刘昭注引《广志》之言‘有二大湖’相符合”(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

  桐城南六十五里的古巢城,在今枞阳县杨湾义津一带,正处今菜子湖水系与白荡湖二水之间。菜子湖跨今桐城枞阳两县,由宋代《寰宇》在桐城县名下除巢湖、枞阳湖外,只介绍团亭湖,可知其水域广阔,它应函后世所称之白兔、松山,独山、横山,嬉子诸湖,并与古白石湖相连而通巢湖。清代县志中,还说它波涛万顷。今以白兔湖、菜子湖和嬉子湖共组成的菜子湖水系总面积,仍有三百多平方公里;白荡湖为古枞阳湖,在旧桐城县东南百五十里,《寰宇》载其“水绕围亭与江水合流”,古围亭在其北面,枞阳湖绕着它与江水合流向东北,是今日枞阳中东部地区多为其所浸润。清康熙《桐城县志》尚记:“与竹子湖通,又曰民池。东北出张家赛接无为州,南通羹脍赛,由源子港入江”。又记破罡湖与竹子湖相连,可见竹子、破罡、羹脍诸湖当皆为古枞阳湖变分而来,其在古代水域之大,不逊于团亭。

  古枞阳湖与江水合流,而其下游的古襄安城所在也曾平行临江,据乾隆年间的《无为州志》记载,江水在秦汉之前就在古襄安城下。今日二者因长江干道的向南摆移,并皆等距江水十数里。这不仅反映安庆以下长江的移摆,发生在宋代之后,也证明《水经注》所载之无误,江水即使在古代也根本不可能北浸至更远——譬如无为北面的旧巢县——而将《水经注》《广志》《寰宇记》的相关记述联系起来,已为古居巢县位在大江之滨的枞阳,提供了一个明晰而难以替代的地理坐标。

  又《史记》有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浮江下,观籍柯”——唐《括地志》云:“籍柯”在“舒州同安县东”——同安即唐时之枞阳地,秦皇巡视至此,当与后来的汉武帝一样,同为置县而来。凡此种种记载及地理线索指向,是可以认定始于秦代的古居巢县,正建置在春秋巢地重邑之枞阳,而其县治所在,极可能即先秦所遗之古巢城。

  (《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江淮地)

  综合以上,现代历史地理学家将探寻夏之“巢”、商之“南巢”、春秋二巢之一、秦汉以后居巢县的目光,最终停留在以今枞阳大地为中心的区域,而瓦埠湖南则为另一春秋之巢之所在(出于科学考古的严谨,二巢身份俱不明定,唯以巢与居巢相区别。),并作为新时期历史地理的考订成果,反映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负责编辑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是书始编于五十年代,至一九八二年正式出版,历时三十年之久,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先后参与研究编绘的高校科研单位十数家,学者专家逾百人,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范文澜先后担任领导顾问。该书被称为我国史学界两大基础工程之一,而谭其骧先生则被认为是中国历史地理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面对这种情况,1999年出版的《安徽省志》,不得不作出回应:

  “关于南巢、居巢故址,除今巢湖市区东北外,还有庐江六县东和桐城县南32公里两说。其实三处均对,但不全面。古巢国为游牧部落,先后活跃于今桐城市南,后来北上在合肥西与舒城一带。夏末,古巢国已徙至今巢湖东岸的交通要冲立国。历夏商周春秋几个时期的经营,古巢城已成江淮地区重邑。”

  显然,这是以折中的面目和所谓“全面”的辨解而行否定之实,仍维护古巢国在巢县之旧说。其泥于传统,以成见代替发展,以无稽诡辨代替深入研究的顽固,既违背科学精神,也苍白无力难使人信(例如:编志者是如何考证出古巢国为游牧部落?如何在夏末于巢湖东岸立国?古巢城又在哪里?实际而言,丢开后代记载,春秋以迄汉晋的古籍史料所涉古巢国及居巢县,概不与后世的巢县相干,故《中国历史地图集》对其不着一笔。今日坚持古巢国及居巢县在旧巢县者,不过是以后代记载屏蔽古时当代之记述,以达其维护旧说之目的而已。)。而对于枞阳人来说,它也防碍不了我们在现代考古研究成果的支持下,重新认识和还原我们的历史文明源头:枞阳,文明早发而悠久,曾经是闻名夏商的部落巢和南巢、春秋巢国的中心区域与重镇,以及秦汉晋三代的古居巢县之所在!

  (《中国历史地图集》秦居巢县所在)

  其实,即在往昔世论将与巢相关之事统归于巢县时,桐城枞阳之地方,也没有完全放弃对自己的历史文明源头的认可与坚守。《同安志》记载古巢城是其例,亭山以外尚有巢山亦是其例:旧桐城县志记“巢山,县东百三十里”,在枞阳破罡境内。巢县的巢山之名系唐时朝廷所敕,而传统上似乎与巢不相干的桐城,却旧有巢山之地望——至民国时期,桐城区划尚以之而设巢山乡。再察境内之“娘娘庙”“储王庄”之纪桀与妃,“将军庙”之祀周瑜(其于三国时曾任居巢长),岂不令人遐思沉想而见前人之心迹?

  巢的历史以外,我们尚应更正以往的一个错觉,即以为枞阳在汉代以后,与今日一般地只是一个县域。秦时郡县大,或古枞阳为居巢县所全有;然至汉代,郡县已普遍析小(“汉兴,以秦郡稍大,析置郡国。”《旧唐书》)。汉武帝南巡时设枞阳县,今人以为其囊括今之枞阳全域,志称此期为庐江郡枞阳县,并不允当。今知有居巢县,其居于今枞阳西北,则汉武是将秦居巢一分为二,西(北)部沿秦置仍为居巢,而于东境则别设枞阳县。

  二县于今枞阳地如何界分,今已难知——据文献相关记载,只能大致推定居巢在以今菜子湖水域为中心的区域,而枞阳应在白荡湖水域及东部临江之地,与《寰宇》所记“枞阳故城在县东南二百里”相符合——后世认为上枞阳老城为汉枞阳城所在,其实值得商榷。不说古枞阳与居巢之分界如何,即以古代之交通管理条件,当时枞阳县治建于东部,也比在枞川之畔的上枞阳要更合适。上枞阳不单地形狭窄且江水直浸,可为市隘而不宜郭城(所以三国吕蒙建城,是在下枞阳东部广阔之地。

  上枞阳作为县治,或在东晋陶侃权领枞阳县时。),且于东部县境而言偏于一隅,不便管理——即在今天,仍有偏居不便之弊——遗憾的是,宋明时(《明一统志》亦载“枞阳城在桐城县东南二百里,汉置枞阳县于此。”)尚知的汉枞阳城,入清以后或因湮没难考或以人为因素而隐不见载。各级方志但以陶侃领枞阳令治于枞川,而谓“枞阳城在县东南百二十里”。今《中国历史地理图集》虽据之以标,然诚如谭其骧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难免有差:“古代城址有遗址保存到近现代,曾经考古、历史、地理学者调查考察过而写有报告公开发表或见于有关著作我们得据以在今地图上正确定位的,只是极少数。

  (《中国历史地图集》汉居巢、枞阳县所在)

  极大多数城邑只能根据文献上“在某州县方向若干里”一类记载定位,因为既没有现成的调查考察报告,又不可能付出大量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因此,图中的点线和历史上的实际位置有误差的,肯定不在少数。”

  若干年前,余以史志研究中资料所见,曾著《巢文化的故乡》一文,简介巢历史文化与枞阳之关系,呼请重新审视地方的文明历史源头,却以一家之言而未引起重视;而县内外宣传,仍奉县志旧说而不知其舛。一族有其祖,一地有其源,枞阳是闻名于世的历史文化大县,今又拟全力打造全方位旅游之境,岂可以旧志之误而蔽历史之真,弃国家权威研究层面认定的历史文明之灿而自暗薄?故此文不惮繁言,再据现代历史地理的考订成果、结合个人研究心得,叙述详介巢文明的形成变迁概况及其与枞阳大地的历史关联,期使邑人对地方真实的历史文明之源更多地了解,并能实事求是地勇纠前之疏误。亦且相信:如同唐置桐城,虽没枞阳之名千载,却难掩其人文历史之灿烂;唐置巢县而赚誉十世,也终难撄历史真相而掩吾邑古巢故里文明之辉煌!

  (钱王刚,《方以智传》、《钱澄之传》作者)

  (本文中图二、图三、图四、图五图片均由钱王刚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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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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