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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秩五先生教育实践与思想综述

时间:2017年09月21日07时58分

  杨利民

  一

  房先生字秩五,号宗岳,晚年自号陟园老人,安徽枞阳人,前清秀才,青年时期做过垫师。曾肄业于敬敷书院,一九〇三年进桐城县学堂并任学长,同时与陈独秀等人创办《安徽俗话报》,任教育版编辑。一九〇四年赴日本攻速成师范科。一九〇五年夏,应同乡好友李光炯邀请,回国主持安徽公立速成师范学校工作,不久即回桐城,任桐城中学堂学监,兼任国文教师,同时还担任安徽省教育总会干事和提使署学务公所文案。一九一一年,任《东三省日报》主笔,一九一二年任《司法公报》编辑,一九二四年底创办浮山中学,此后,除经营几年矿业外,专心于浮山校事。房先生晚年居安庆,专事办学。解放后,历任安徽省人大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病逝于安庆,享年九十岁。

  房秩五先生于学无所不窥,以诗古文闻于世,著有《蹇庐杂记》,《浮渡山房诗存》,译《教育心理学》(留日期间译),有丰富的教育论文,大多见于《安徽俗话报》和《与教育界人士的通信》,但绝大部分已散失。

  房秩五先生具有爱国民主思想。他早年就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一九〇二年,在安庆藏书楼演说,宣传革命,是他最早的革命活动。一九〇三年春,他和陈独秀等人创办《安徽俗话报》,以“通达学问,明白时事”之名,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创刊号中。他们痛切地指出:帝俄占领东三省,我国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而“中国官最怕俄国,活象老鼠见了猫一样”。大声疾呼:“大家赶紧振作起来”,“出钱出力,办起事来”,使中国尽快地实现“国富民强”。

  一九一一年,他主持《东三省日报》笔政,以报馆为基地,广泛联络党人,揭露封建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特别是不顾当局的严禁,竟赫然刊出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因而遭到反动军阀的毒打。此后,他置安危于不顾,借《司法公报》揭露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又参加了安徽的反对贿选议员运动。在民国时期,他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极为愤懑,对革命人士深切同情并热心支持。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掩护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或聘为教员,如郑日仁、吴克正、黄镇等,或提供隐居之所,如王步文、孙炳文烈士的夫人任锐等人。反动当局为之侧目,而先生义无反顾。解放前夕,有人拉他与国民党一起南逃,他不为所动,执意留在安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的诞生,实现了他久已期待的美好愿望,他不顾年迈,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关心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以老骥伏枥自励,献计献策,不遗余力。房秩五先生生活在风云变幻的年代,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革命之路,从一个前清秀才,到成为一名坚强的民族民主革命战士,再进而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革命,这虽然与时代浪潮的影响有关,但归根结蒂还是他的政治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他一生奋进的精神,值得后世学习。

  二

  房秩五先生教育思想是丰富而且多方面的。他对教育的作用,幼儿教育,启蒙教育,乡村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实业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等问题都有过精辟的论述。

  (一)教育的作用是“植国本”

  房秩五先生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事业的兴旺与否能反映一个国家是否强盛。他说:“近来有识见的人大半以学堂的多少定他国家的强弱,学堂办得多的,那国家必定是强;学堂办得少的,那国家必定是弱”。因此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植国本”。这个教育宗旨,在实践上,就表现为他重视并从事师范教育和乡村教育,借以启发民智,振兴国本。他的“教育植国本”主张,与他的反封建、反军阀的立场和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是一致的,包含了丰富的民主思想的内容。

  为了实现“教育植国本”的思想,他创办了浮山中学,多以穷苦的农民子弟为对象。其同乡挚友方孝远说:“君夙抱树人宏愿,于三十年前时事纷乱困难中,独排除一切创办浮山中学……。到山之日招集地方人士……,以启山林之精神,慷慨陈说,欲为树学子奠百年大计,真有杜少陵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之怀抱。”可见,他了解中国农民的疾苦,因此要教育好他们的子弟,一则藉以改造农村环境,一则培养匡难救国人才。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体现。

  (二)重视幼儿教育,提倡德、智、体三育并重

  从《家庭教育》中可以看出,房秩五先生对幼儿教育问题论述得很全面,包含体育、德育和智育几个方面。重视儿童身体发育和体育锻炼。房秩五先生认为,初生婴儿,要使其睡得安静,不能因为喜欢他,就整天玩弄,因为小儿“脑筋发达还没有充足”(见《家庭教育》,以下引语出于同处)。所以“做父母的总要使小儿熟睡,不可惊醒,这才算是爱惜小儿呀”。小孩子早上醒后,就不能强迫他再睡,必须立即起床,带他到户外去活动,呼吸新鲜空气,好使孩子的精神充沛、体格健壮。但在白天要注意让孩子适当的休息,“须令午睡一刻,养他生活的机能”。要培养儿童良好的起居习惯,“夜间八、九点钟,即须就寝,尽量早睡早起”。儿童的住室要讲究卫生条件,“须受阳光,万不可令房屋黑暗;须通空气,万不可把窗户闭塞”,否则,“……小儿不见霞光,其血色必淡,不能健壮”。他的这些关于儿童身体发育的论述,都是从儿童的生理特性来考虑的,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和教育意义。

  他特别重视儿童的体育锻炼,认为儿童参加运动很重要,对筋骨、精神的发育都有好处。他说:“小孩子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终日不动,是同养猪一般,久而久之,筋骨自然弛懈,精神自然涣散了。”于是,他提出了儿童运动的方法、措施:“早起后三十分钟内,晚饭前三十分钟内,均须在野外游玩,吸受些新鲜空气。然后就食后一小时许不可进行运动,也不可静坐室中,须以散步阶庭,作适宜的游戏为妙。其余运动。可按四季分出,春天则或游花园,或放风筝;夏天便可学泅水(须择清浅而有沙石的河),或竞捉蝉(隐身树中,既可避暑,又可多吸清凉空气);秋天则或打球,或荡秋千;冬天则结集多人,如捉迷藏等。这些意见、方珐、措施,既细致又实际,切实可行,有些意见,思想是很解放的,如让儿童下水游泳、上树捉蝉,这两条为当时父母所禁忌。

  房秩五先生同样重视儿童的道德教育。他将儿童的品性分为三种。一种是“好性质”,一种是“坏性质”,一种是“可好可坏的性质。”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儿童保持“好性质”,去掉“坏性质”。儿童的好性质共有五点,即共同性、真实性、慈善性、自爱性和竞争性。这五点好性质是儿童本来就有的,如儿童有喜欢在一起玩、不撒谎、恻隐之心、能自爱、争强好胜的特点,做父母的只要稍加引导,保持和发展其优良特性,就可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当然,这种提法有先验论因素,值得商榷,但其教育内容却有值得研究的意义,下面略作分述。一是“共同性”教育,就是要使儿童的“共同性”发展为合群的思想。他认为“共同性”教育很重要,因为儿童有了合群思想,长大后遇到国家有大事,就知道依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成功,必须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取胜。这种合群思想的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强大,一个民族的团结所必需的。它不仅能使儿童性格不至于孤僻,不至于成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更是日后家庭和睦、幸福,且能够使人际关系和谐的必要前提,也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并肩携手,共同为国家作出贡献。那么,怎样进行“共同性”教育呢?他认为应该联系实际生活来教育儿童,如叫儿童参加拔河比赛,父母要经常用两边人数对等,齐心必胜,涣散必败这个生动的事例,向儿童说明大家团结一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道理。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灌注道德教育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二是“真实性”教育,这种教育意在保持儿童原有的“真实性”,使之成为诚实的人。他认为诚实是人的立身之道,要想让孩子长大后能够成其为“人”,就必须进行“真实性”教育。我国古人着重“诚”、“信”教育,房秩五先生以为进行这种教育,应照古人的说法来做,“幼子尝示无诳”。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保持他的真实的心肠,使其为人处事表里如一。三是“慈善性”教育,这种教育就是要扶植儿童的测隐之心。发展为“爱同胞,爱万众",“不失赤子之心”的美德。进行这种教育,“做父母的总要好好教他。譬如鸟雀的巢,教他别要拆毁;虫蚁的穴,教他别要践踏”。教孩子讲好生之德,从爱物到爱人,乃至爱同胞,爱万众。这里显然具有人道主义的教育思想。四是“自爱性”教育,这种教育就是要使儿童保持自爱性,进而养成自尊心,知廉耻,不干为非作歹的事,为人刚刚正正,不卑不亢。要进行自爱性教育,就不能“应呵反奖”,力戒孩子养成屈膝、求怜的奴性。这种教育对于社会,对于个人,都有作用,因为一个人能自爱自重,就会事事顾到廉耻,当为则为,这样人人都会成为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教养的人,对于民族自尊心的形成也有很大作用。五是“竞争性”教育,这种教育就是要使孩子从小养成争强好胜的心理,将来才能适应社会环境,他说:“现在的世界,也是一个竞争的世界,或把学问竞争,或把工商竞争,或把兵力竞争,争得很的就胜,争得弱的就败。“……生存竞争,不竞争怎么能生存呢?”因此,他呼吁:“列位,总要养小孩子的竞争性呀!”

  他还重视发展儿童的智力。他曾强调“学问竞争”和“孩子成才”问题,在他的乡村教育的主旨中,亦有“启发民智”这一条,这便证明他重视智育。他也曾提倡改革蒙馆的教学方法,要求人们用“巧妙的法子”来取代那些严重妨碍学生智力发育的教法。

  由上可见,房秩五先生的家庭教育思想很有特色,不同于一般的家庭教育,那就是他注意到了幼儿的德、智、体三方面的要求。特别是他重视道德教育,处处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是他爱国思想的体现。

  (三)改革蒙学,重视基础教育

  房秩五先生重视基础教育,他以为学堂的多少可以定国势,而蒙学又是学堂中第一要紧的,是最基础的阶段,就好象筑墙,根基不牢,万丈无用。可是,那时候的蒙学教育非常糟糕,“蒙学真真是地狱”,“先生真真是活阎王”。因此,他指出对蒙学馆必须整顿,在《整顿蒙学馆的法子》中,提出了四条整顿的方法。第一,“是管理学生的要整齐”,即蒙学馆的先生从知识水平到道德修养各方面都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成为名符其实的启蒙老师。第二,“是念的课本要相当”。即蒙学馆中使用教材的内容深浅,要与学生的接受能力、已有知识水平等相适应。第三,“是教授的法子要活泼”,即教学方法要灵活,不能死板。第四,“是教习的性情要平和”,即教师的性情要温和,对学生不能发脾气。“能把这四件都做到,就算是好先生了”。

  这是针对教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改革措施,至关重要,又切实可行。虽然清政府已于一九〇二年颁发了新学制(《癸卯学制》),规定初等教育的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重要”,采用“循循善诱之法”,尽量不用体罚,但实际情况却是仍循旧章,那些未经专门训练的塾师,不理解儿童的心理,不懂得教学方法,教课时把“子曰诗云”之类的古文一字不解的交给学生,让他们死记硬背,背不出时即以“夏楚”(黄荆条)相加。如此先生,如此教材,如此教法,确实严重的妨碍了学生的智力发育,只能灌给他们一些死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房秩五先生提出了整顿方法,对于改变初等教育的状况是有促进作用的。

  这里也反映了房秩五先生早年就具有教育心理学思想,他对教材、教法的改革意见,是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提出的。他曾说过,教师要用“巧妙的法子”进行教学,这“巧妙”二字,就含有从教育心理学方面来探究教学方法的思想。在上面的整顿蒙学馆的方法中,他的教育心理学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学生“念的课本要相当”,是从儿童的年龄特征、智力水平、已有的知识基础来确定教材,就是说,课本要照顾学生的这些实际情况,不能过低,更不能过高,要以“相当”为宜。“教授的法子要活泼”,是注意到儿童的兴趣、爱好,注意特点和各科知识特点,要求教学方法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多变,不能呆板。“教习的性情要平和”,是从师生关系来淡教学效果的。在德育上,他也注意到教育心理,如为什么要在小孩子时候加强道德教育,他的解释便运用了教育心理学原理,因为小孩子对抽象的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不理解,但对于人的直观行为的好坏,父母稍加说明,是能够明白的,并且他们模仿能力强,因此要“教儿婴孩”,这些是他最初的教育心理学思想。后来,他去日本系统的学习了教育学和心理学,并且翻译了《教育心理学》书,这反映他重视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来教学。他在晚年与人谈起教育问题,也常用教育心理学知识来分析。这一切都说明他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提出改革蒙学的方法,所以能切中要害,这也是他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他在青年时期曾教过六、七年私塾,对蒙学馆学童的心理状态及蒙学教育中的问题都很了解。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整顿方法是蒙学改革的捷径,因为那时师范教育在中国才初露端倪,一时不可能以经过师范训练的人来取代大批的塾师,只有在原来的基础上,促使塾师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改进教学方法,在经济上、时间上才是切实有效的改革途径。

  改革传统的“废弃百艺,惟文是务”的教学内容,更为房秩五先生所重视。他强调要用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来代替原先空疏无用的东西,他指出,“从前学些无用的时文试帖也不消说了”,要学习西方的“普通的学问”,即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表明在他的思想中,已经革除了中国陈腐的教学内容,注重自然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技能的传授。这里也反映了房秩五先生反对科举的思想,因为旧学校教的“时文试帖”都是为科举服务的,读书就是为了求得金榜题名。房秩五先生要把学校办成事功之所,改掉以读书求仕进的旧习;他的抨击封建教育,主张废科举,重事功,这些对于当时反对封建教育起着积极的启蒙作用。

  启蒙教育,在中国向来为人们所重视;但是,呆板的教法,陈腐的内容,严重的束缚了学生思想,妨碍了学生的智力发育。房秩五先生正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提出蒙学必须整顿。他的改革蒙学,重视基础教育的思想,是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基础的。鸦片战争前,中国人闭关自守,对国外的文化教育情况不甚了解,只是洋人的炮声才惊醒了中国人。此后逐渐向西方学些船坚炮利、工商实业,但于教育方面,先进经验的引进非帝缓慢,到一八九七年才出现第一所师范学校和小学(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内设师范院和外院)。而且,维新派所办的新式学校,大多只是点缀了一些“西文”、“西艺”,特别是初等教育几乎没有变化,封建的一套依然如故,根本谈不上儿童在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很好的发展。如此落后的教育,要担负起培植国本的重任,很难办得到。因此,房秩五先生首先就认识到要把学堂中“第一要紧”的蒙学馆整顿好。

  (四)发展乡村中学教育,坚持民主办学。

  房秩五先生一九二四年创办的浮山中学,是他的“教育植国本”思想的体现,也是他乡村教育思想的实施。

  创办浮山中学的宗旨在于:“发展乡村教育,以启迪民智,振兴国本。”,他的同乡后学马后文说,先生“愤时事不可为,思以教育植国本,甲子春归浮山与友人李晦庐先生创办学校……”李晦庐(光炯)先生也说过。“……惟照昔年与兄所谈,指导附近各保设立小学,藉以改造环境……。中学设在农村甚少,若处处仿照都市学校,与社会渺不相涉,不但不合现时教育趋势,亦大非吾兄设学初心。”这里不但说明了他创办浮山中学的目的,也表明了他所办的学校不是完全模仿城市中学,而是有其特色的,即与农村紧密联系。他改造农村落后环境,提高民众文化水平,是通过浮山中学的正规教育和帮助附近农村建立农民夜校及开办小学来实现的。

  发展乡村中学教育,是房秩五先生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最有成就的方面。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已注意到中国农村教育问题,房秩五先生为使学校对农村的思想、文化方面发生较大的影响,实现科学、文化的普及,因而他把学校设在环境优美、最宣读书,又能影响周围农村的浮山。他早年就有在浮山设学的宏愿,后来又直接受到吴汝纶救亡图存、爱国兴学思想的熏陶,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在家乡兴学的信念。可见他的乡村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忧国忧民的感情基础之上的。

  房秩五先生思想解放,实行民主办学。创办浮山中学时,他是首任董事长,他聘请的校长,必须是学识渊博,办学经验丰富,思想进步的人,如朱伯健先生就是第一任校长。朱先生原在桐城中学执教,又曾做过教导主任,教学和管理都是很有经验的。他聘请的教师,既要有学问,又要思想进步,因此,当年在浮出中学的教师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如郑日仁、吴克正、黄镇等人。对于学生,在学业上,他要求学生刻苦读书,不负他办学主旨。在思想上,要求学生思想健康、活跃。对新入校的学生,总是让进步老师授课(朱伯健语)。由于浮山中学有着浓厚的民主气氛,学生中出现了不少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如王靖江、陈石奇、陈润梧等人,后来他们三人都成为革命烈士。进步的学生,积极组织演出话剧《农民泪》,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压迫、剥削的罪行,启发农民思想觉悟。他们还和老师们一道,组织农民夜校(如胡家祠堂农民夜校),为青壮年农民补习文化,宣传革命思想,入夜校的农民,后来多成为党团员,走上了革命道路。除此之外,《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科学概论》等马列主义著作,上海创造社出版的进步书刊以及王步文主编的《血花》报等在校内广为传阅。

  他的民主办学的思想,还表现在改革旧教材方面。他对当时的教材,要求教师不要照本宣科,而是有选择的加以改造,直到思想性和科学性都很满意了,再传授给学生。此外,进步教师先在双瞻阁(房先生住所)学习革命理论,然后为了避人耳目,把进步学生带到附近的山洞“金谷岩”或者山上的“天池”旁进行教学(朱伯健回忆)。

  房秩五先生实行民主办学,实在是难能可贵。那时候,反动当局实行思想专制,特别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扼杀民主,实行“党化教育”,反对共产党,大搞军事独裁,压制和摧残进步学校,房秩五先生处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中,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干涉,终于使浮山中学成为一所教学质量高、革命气氛浓的学校。

  (五)宣传新文化,启发民智,激扬民气

  房秩五先生早年就和进步人士借办报纸宣传新文化,体现了他的社会教育思想。在创刊号《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一文中,他们指出办报的宗旨是:帮助大家“通达学问,明白时事”,是在宣传民族民主思想。他们的文章采用白话,向社会通俗的介绍新文化和科学知识,更具有社会教育的意义,因为当时各种报纸“都是深文奥义”,“没有多读书的人”看不懂,办俗话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当兵的、“女人孩子们”都能看懂。他们还专设了一个教育版,向民众大力宣传新教育,传播教育科学知识。在《安徽俗话报》第一期的教育版中,有这样的话;“第六门教育,这门又分为二类,一类是读书的法子,好教穷寒人家妇女孩子们不要花钱从先生,也能够读书、识字、通点文法;一类是教书的法子,好教做先生的用些巧妙的法子,不至误人子弟。”这便充分体现了他的社会教育思想。

  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激烈论战中,革命党人特别重视“社会教育”,注重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宣教活动,而房秩五他们在此之前三、四年就已经注意到并且从事这种教育活动,而且,他们不是仅仅局限于革命思想的宣传,在文化、科学知识方面也大力介绍。再者,前者的社会教育虽然以全民为对象,但他们所指的“民”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所谓“中等社会”的人,而房秩五他们的社会教育的对象主要是“种田的”等大批的社会底层的人,当然不排斥资产阶级。显然,后者比前者来得进步、彻底。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十几年就采用白话文,宣传民主和科学,思想之进步,不得不令人敬佩。如果说,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标志着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始,那么,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五日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就是这个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萌芽。

  房秩五先生大力宣传新文化,目的在于自基层启发民智,激扬民气。他宣传教育的对象,人数最多,力量最大。但是,由于残酷的封建统治,使得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低人一等,而且在文化教育上也低人一等,并且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必须首先砸碎套在他们脖子上的封建枷锁,其途径便是在思想上映醒他们。开化他们的智力,使他们“能够读书,识字”、“明白时事”,大家奋起抗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反对封建统治,实行民主治国,实现“国富民强”。

  (六)尊师爱生的典范

  房秩五先生还是一位值得人们学习的尊师爱生的典范。他自己做学生时,非常尊敬老师,如他对吴汝纶先生非常敬爱。吴汝纶死后葬在义津桥附近,他常去凭吊。其实他与吴汝纶交往时间很短,只是在吴汝纶回安庆创办桐城县学堂时才相识,他以古文辞见重于吴汝纶,而吴汝纶是当时海内文宗,久为他所景仰,因此他特别尊敬吴汝纶。这体现了他的尊师重道思想。到他自己为人师时,他对学生非常爱护,尤其对有才华的学生,关怀倍至。他认为对学生应该少批评、责难,多鼓励、帮助。从他和学生光硕士的关系,足见师生的深情厚谊。那是他在桐中任国文教师时,有个学生叫光硕士,湖南人,家里很贫穷,但该生才华出众,是桐中的高才生。有次,他的作文做得很出色,房秩五先生给了他一百零五分,因此,学生议论纷纷,认为不合理,说他能得一百零五分,那历代文学大师该得多少分?最后吵到校长处,校长过问此事,房秩五先生说,他(指光)确实是好学生,在班上超出最好的水平,就该得一百零五分,以资鼓励;他是学生,应按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他,不能把他与历代文人学者比,(许问渠回忆)。后来,光硕士与诸同学不合,不能容身于桐中,房秩五先生出资送其回湘,介绍到明德中学读书,并寄诗勉励,诗中有“澧兰沅芷长相忆”一句,体现了他对学生的一腔深情。后来光硕士愤世而死,他又有诗哀之。再如他对待陈石奇烈士也爱护倍至,陈是浮山中学第一期学生,很聪明、能干,有一回,房秩五先生对陈说:“……我是中人之资(注:房因诗文出众,当年被人称为桐城才子,他自谦说自己只有中人之资),你也是中人之资。”可见他很赏识陈石奇的才华。解放后,他得知陈石奇已牺牲在东北,难过得长叹道:“可惜,人才无寿!”并且不顾自己年迈,亲自收集资料,要在浮山为陈石奇等人办烈士事迹陈列馆。先生为学生办陈列馆,确是教育史上的一段佳活。总之,房秩五先生的师道思想,是建立在一种新型的平等友好的师生关系基础之上,不同于一般旧时老先生的“师道尊严”思想。他尊师意在重道,爱生旨在奖掖后进。

  三

  房秩五先生毕生献身教育,尝作《饲蚕吟》,自比养蚕人:“一枝复一被,枝枝疗汝饥。枝折汝身老,辛勤只自知。”他为发展乡村教育,开发民智,培植国本,心力交瘁。他在教育上的贡献,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誉。一九五一年,他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嘉许他在家乡办学、培养人才的精神,朱德总司令专程去旅社看望了他。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荣誉。

  房秩五先生是一位教育理论家,更是一位教育实践家。他早年从事过私塾教学工作并发表了大量的教育文章,对幼儿教育、蒙学教育等各类教育问题都进行探讨。后来,他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实践,致力于乡村教育,并且成就显著。他经过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长期探索过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即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

  这个教育思想体系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即爱国民主思想。他年轻时即淡然仕进,笃志事功,持身自许,立志报国,表示“大丈夫不受人怜,即当时事奇穷而清白自持,终不纹此身于流俗功名之路。”他的幼儿道德教育,处处联系国家民族。改革蒙学教育,以适应培养匡难人才的需要。发展乡村中学教育,坚持民主办学,以及早年宣传新文化,以启迪民智,激扬民气,振兴国本。统而言之,他重视教育,欲藉教育培植国本。这就是他的爱国民主思想的体现。然而,尽管他含辛茹苦几十年,发展乡村教育,但最终除浮山中学取得成就外,家乡的环境仍然不能得到改造,他的“教育救国”的目的还是不能实现。这不足为怪,亦不能苛求于他。他如同许多致力于民主革命的老前辈一样,不能超出旧民主革命的范围,不能找到一个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这是时代的局限。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05页)他的教育实践及成就表明,兴学校,育人才,培养革命潜力,在民族革命和解放的历史上有一定的贡献。

  房秩五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系是有其特定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的。纵观老桐城历史,其东乡(即今枞阳之大部)向来经济落后,尤其东部山区,山穷水恶,人多地少,地瘠民贫,房秩五先生家世代教书,家无余资,仅靠其父一人教书所得维持众口之家,而他又为长子,知事甚早,深知唯读书是出路。这种思想是当时人们普遍存有的。在随父读书的岁月里,他目睹了乡邻的疾苦。这更促使他萌发了以教育救民于水火,这是他爱国民主教育思想的萌芽。后来,他受到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受到老一辈教育家的影响,特别是吴汝纶创办桐城中学对他影响极大。同时又有同乡好友(如李光炯、光明甫、史恕卿等皆热衷于办教育)之间的互相影响,使其为农民的教育思想更为明确;加上桐城素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如上诸因素的影响结果,便是房秧五先生的发展乡村教育,启发民智,振兴国本的爱国民主教育思想正式形成。

  从他的教育体系可以看出,房秩五先生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新旧教育更替时期具有科学的教育思想的一个人物。这个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反映了旧教育已趋衰落,新教育正在兴起。它对于反对封建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发展科学的、民主的新教育起着促进作用。这是房秩五先生继承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吸收了外国先进的教育思想,使之与中国具体的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表明了他的教育思想具有很大的特色,即:在幼儿教育方面,他注重德、智、体三育;在小学教育方面,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教改意见;在中学教育方面,他以中学作为发展乡村教育的基地.借助中学的人力、物力帮助附近乡村设立小学和农民夜校,提高乡村文化,达到改造乡村的目的。但其中最根本的还是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贯穿始终的爱国民主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房秩五先生事略》(何晓履)《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2.《整顿蒙学馆的法子》(《安徽俗话报》第一、二期)

  3.《“浮渡山房诗存”叙二》(方孝远)

  4.《家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十二期。(续第九期)

  5.《浮渡山房诗存》

  6.《房秩五先生墓志铭》

  7.《“浮渡山房诗存”跋》(马后文)

  8.《致房秩五书》之六(李光炯)

  9.《一片丹心照后人——陈石奇烈士事略》《安徽史志通迅》84年第二期(汪治、陈亚梧)

  10《安徽俗话报》第14至l6期登载过房秩五《王阳明训蒙天意的解释》

  (本文来源于往期枞阳杂志)

稿件来源: amyh0097澳门银河_澳门银河娱乐官网_www.amyh0097.com
编辑: 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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